中国文学史：第二章 《儒林外史》

第二章 《儒林外史》

鲁迅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及其创作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自称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到他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少年聪敏，从小就受到“科举世家”的传统教育，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未中。最终绝意仕进，以卖文为生。走上了封建叛离的道路。其主要原因是：家庭败落、科场失意、民主思潮的影响。这些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奠定了生活与思想基础，作品除《儒林外史》外，还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的版本，主要有几种：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光绪十四年（1888）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另外插入四回，共六十回。解放后出版的本子，是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整理的。因多数学者以为最后一回非出吴敬梓手笔，故将其作为“附录”，置于书后。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八股取士制的批判。《儒林外史》讲的是明代故事，但反映了清代现实。它是明清之际批判八股取士制的进步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它采用小说的形式，将这个批判的历史课题与哲学思想具体化形象化。作品批判八股取士，是以功名富贵为轴心，以各类型士大夫的“文行出处”为切入口展开的。


一、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科场的腐败。如主考官周进，因与范进有相似的遭际，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第一遍看他的试卷，“心里不喜”；第二遍，“觉得有点意思”，到第三遍，竟发现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举业并没有什么客观依据，中与不中，不在学问的高低，关键在考官的好恶。


二、是揭露官场的黑暗。科举制的产物是官僚制度，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制造了大批横行乡里的地主豪绅，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压榨人民，有的交通官府、狼狈为奸；有的关人牲口、横行霸道；有的夺人田产、为非作歹。而恰恰是这样无恶不作的败类，却能受到上级的嘉奖，号为“能员”，并得升官。原因就在于有科举功名这张护身符。


三、是揭露程朱理学的罪恶。在八股取士制实行的同时，程朱理学成为维系世道人心，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作品中“做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他的三姑娘出嫁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他竟鼓动姑娘自杀殉夫，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姑娘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其实王玉辉的笑充满了凄伤与痛苦，他如此变态、迂腐，是因为他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使自己与女儿成为理学毒害下的牺牲品。


四、是揭露八股取士制蛊惑人心，摧残人才。如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或忍受新进学的嘲笑，或替新中举人清扫垃圾，以至于一见贡院号板就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当有人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在地上磕头不止，表示变马变驴也要报答。原本出身贫困、纯洁朴实，一直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的匡超人，自从热衷举业后，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成为忘恩负义的无赖。


从另一个角度说，《儒林外史》意在为儒林（即士人、知识分子）画像，它主要刻画了几类知识分子：第一类是热衷科举，为做官奋斗的人，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吴敬梓在刻画这一类人时，主要表现的是他们如何通过科举来达到做官的过程。这一类人里，有些人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达到了做官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精神、性格已完全被扭曲，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如周进、范进等。有些人则付出了终生努力，但仍未能在科举上有所收获，成了遗憾终生的悲剧人物，如马二先生。第二类是做了官的知识分子，如王惠、汤知县等，他们只知一心往上爬，做官的信条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第三类是表面上不愿参加科举，不愿做官的假名士，如娄三、娄四公子。这些人最初也是热衷科举的名利之徒，只是在碰了壁后，转而清高起来了。他们其实是一些庸才。第四类是真正远离科举、功名的人，如王冕、杜少卿等。在这些人的身上，寄寓着吴敬梓的人生理想，他们是《儒林外史》中的闪光人物。科举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儒林外史》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小说最突出的思想就是对科举制度的大力抨击。一方面，他通过范进、周进等，揭示科举对人的摧残，通过娄三、娄四公子来反映科举对士林的破坏。另一方面，又通过王冕、杜少卿等，说明只有不受科举影响，摆脱政治权力体制，才能保持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特殊的艺术地位。


首先，从结构来说，它不是严格的长篇小说结构，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人物在一部分成为主角后，下一部分便退居配角，成为点缀，或不再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全书无主干，仅趋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以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而娱心，使人刮目矣。”这样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个个中短篇小说串连起来。这在以前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儒林外史》的一大创造。其次，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极为生动，各具个性。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是性格各异。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写的是平凡人、平凡事，在平凡而又典型的细节中见人物性格，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在这一点上，它足以与《**》媲美。第三，将讽刺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儒林外史》之前，《西游记》、《西游补》、《**》等小说中，已有讽刺的成分，但是，往往不是流于插科打诨，就是等同谩骂，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则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于公心。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于个人遭遇，深受科举之害，或是由于对某个人的不满，出于愤激之情才写出的，而是出于公心（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等），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普遍危害和士林的种种丑态，才有这部小说的问世；二是能用比较冷静、客观、委婉的手法来写，从真实可信的细节和语言入手来讽刺，既能感受到作者的忧世之心，同时又可见讽刺之意。《儒林外史》对清末的谴责小说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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