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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硕知识] 人物志:南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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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汉硕刘老师 发表于 2021-6-22 11:44: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本帖最后由 子曰汉硕刘老师 于 2021-6-22 11:46 编辑

南怀仁

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年—1688年),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58年,受派抵达澳门,后到陕西传教,1660年到北京参与汤若望修订历法工作。1664年(康熙三年),因“历法之争”入狱,次年释放。1668年复被起用,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后任太常寺卿、通奉大夫。1675—1678年,沙俄派使臣斯巴法里˙米列斯库来华时,曾任清政府译员。南怀仁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怀仁在华期间,撰写了多部宗教类书籍,宣扬天主教教义、教规和宗教仪式等。主要有:

《教要序论》一卷(1670),分目六十二篇,以浅显明白的文字概述天主教,是南怀仁宗教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本,多次刊刻重印,直到1930年代仍有刊印,并有方言版、法文、满文、日文译本。

《善亚报略论》一卷(1670),共八章,以问答体裁解释人世的善恶赏罚问题。

《告解原义》一卷(1673),解释有关告解的性质与重要性等。

《圣体答疑》一卷(1673),解答关于圣餐的问题。

《道学家传》一卷(1686),关于天主教的史实,以及来华传教士的名录、传略。

此外,他还撰著了《天主教丧礼问答》;与利类思合作编撰了《圣教日课》。

科技贡献

天文历算

南怀仁设计监制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和天体仪等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至今,这些仪器作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历史见证,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著有《新制灵台仪象志》、《康熙永年历法》、《欧洲天文学》等。《欧洲天文学》一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在书中,南怀仁反复强调,在各个领域应用欧洲科学所取得成就,是整个传教团在中国赖以生存的基础。

火炮技术

三藩之乱时,南怀仁奉命监铸大炮。他设计的“神威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和“神功军”炮被选入清代国家典籍——《钦定大清会典》。

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有一门南怀仁制造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南怀仁对清代火炮技术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火炮的“准炮之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写成专著《神威图说》、《形性之理推》。

地理知识

南怀仁曾编撰了数种地理学著作、绘制了数种地图,它们成为17世纪地理学和地图学在中国发展的标志。这些著作主要有:

《御览西方要纪》一卷(1669年),南怀仁的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内容涉及欧洲的一般地理知识以及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末尾,南怀仁强调天主教对欧洲文明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皇帝给予来华传教士的礼遇洪恩表示了感激之情。

《坤舆图说》二卷(1674年),为解说同年所刻的《坤舆全图》而作。《坤舆全图》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一样,是来华耶稣会士绘制的最具影响的世界地图。《坤舆格致略说》一卷(1676年)为《坤舆图说》的简编。

与康熙皇帝

南怀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一段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应该说都与南怀仁不无关系。南怀仁1688年去世。康熙皇帝亲自撰写祭文:“尔南怀仁,秉心质朴,四野淹通。来华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可谓莅来惟精,奉职费懈者矣。遽闻溘逝,深切悼伤。追念成劳,易名勤敏。”康熙此谕,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南怀仁碑碑阴,碑阳用汉文和拉丁文镌刻。迄今为止,用三种文字刻写碑文实属少见。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明末清初之西学东渐

不能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三个人的历史,但至少了解了这三个人的生平,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脉络也便了解了大概。

三个人都是传教士。数百年来有太多人在神往中疑惑:何以这些传教士竟似无所不能?何以远渡重洋而来竟能惊动朝堂?

因为,他们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

这是个宗教世界中举足轻重的组织。翦伯赞曾如此描述并评价:“其组织异常严密,一切官阶皆按军事部勤,数百年来为世界最阴险、最秘密之一组织。”耶稣会的教士都接受过良好的欧洲人文教育并经受过准军事训练,庞大的势力不仅限于欧洲,并远涉非洲、美洲、亚洲,在世界各地结交权贵,出入宫廷,影响力遍及文化、经济、军事领域。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都是这一组织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身后有足够的支持,供他们以精密的仪器、华美的书籍、先进的技术赢得中国上流社会的青睐。

李贽在《续焚书》中曾言利玛窦:“是一极标志人也,中极玲珑……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明末清初之西学东渐。

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这其实道破了中国人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矛盾关系:一方面,教士来华之根本目的在于传教,但在中国人看来西洋宗教根本不可能撼动中华传统思想;另一方面,中国人欣赏教士的才华,时至今日亦对其带来的西方科技心存感激,然而传播科技在教士而言只是保证传教顺利进行的有效手段。

利玛窦无疑深谙中国人的心理。他探索出了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生存之道:入乡随俗以消弭疑忌,宣扬西学以引人兴趣。

前几天我到首都博物馆观看了《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这一展览,目睹到许多代表着利玛窦所处的16世纪欧洲天文、地理、测绘、机械等诸多领域科技水平的星盘、圆规、经纬仪、约分仪、水力锯、挖泥船等令人惊叹的精密仪器。

作为“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精研中国典籍,甚至巧妙的借用了中国古代“上帝”这个词,使中国人产生对天主的认同感。他赠送的自鸣钟让深居简出的万历皇帝爱不释手,他教会宫中太监演奏西洋乐器,他用地图将世界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同时展出的还有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名画,如拉斐尔的《永恒与天使》,费德里科·巴洛奇的《圣母、圣子和圣约翰》,从中可感受到利玛窦等人所置身的宗教氛围。端详着画中天使的翅膀,不禁想起康熙曾对传教士道:“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即如此地人绘神时画云,西洋人画神添翼一样。今岂可言天神照尔等所绘真展翅飞翔耶?此特仿效神奇绘制也。”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明末清初之西学东渐

清室对天主教的思想并不纯视为异端邪说,或也是由于那“圣母、生子”的理论在满族人而言并不似汉族人那般对之难以接受。毕竟,满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亦是天女吞朱果而孕,与耶稣诞生的传说异曲同工。我一直很怀疑那臭名昭著的杨光先的智商,他尽可仇视天主教,用历法之争将汤若望等人整得死去活来,但实不该洋洋洒洒地写出部《不得已》,用下流话侮辱玛利亚,说什么“世间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想彼教尽不知父乎?不然,何奉无父之鬼,如此其尊也。……而孕胎何事,岂童女怡然之所允之。且童身不童身,谁实验之?”此读来令人作呕的龌龊无耻之语,不仅骂了洋人,把自己主子的老祖宗也连累成了禽兽。

汤若望是与利玛窦齐名的传教士,人称此二者“利汤”。

汤若望的一生充满了与明清皇室的纠缠。他曾奉崇祯之命督造出大小520门火炮助明抵御满清,轻炮仅100斤,重炮达1200斤。他口述的一部《火攻擎要》,共分三卷,上卷是铸造各种火器的比例图解,中卷述说各种火药性能配方,下卷则介绍攻城、水战时利用火攻的方法。

明清交战之初,明室依仗自荷兰人、葡萄牙人处购置及自造的火炮,在火力上占了优势。奈何松锦之战后,关外火炮大多落入清军之手,火力此消彼长,汤若望对当时局势看的明白:“彼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

明亡后清军入关,聪明的汤若望便选择了以武器之外,自己的另一个长项“历法”接近清廷,获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赏识。甚至说服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多尔衮接受西法修订的《崇祯历书》,将其删节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明末清初之西学东渐
多尔衮去世后,亲政的顺治皇帝虽恨这摄政王入骨,连其为自己选的老婆都不废不快,所幸并没有疯狂到“凡是多尔衮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推翻,凡是多尔衮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反对”。汤若望不仅未受多尔衮牵连,反而荣宠更甚,与顺治建立了近乎亲情的良好关系,甚至被顺治称为“玛法”,传说中康熙帝的继位亦由他的建议促成。

汤若望对康熙另有两桩极大的影响:一是与杨光先的历法之争触动康熙,使之产生了学习并应用西方科学的热情;二是选择精通历法算学的南怀仁作为自己钦天监工作的助手,此人因此得入朝廷,对康熙皇帝接触西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北京古观象台上依旧屹立着南怀仁所制的六样仪器: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表演天象的天体仪。他还编写《灵台仪象志》记述这六件仪器的制作方法,以及单摆、自由落体运动、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科技知识。如把此书与康熙所著《康熙几暇格物编》对比品读,必有无穷乐趣。

南怀仁在火器上的成就不亚于汤若望,他曾为清廷制造轻巧木炮及红衣铜炮共132门,神威将军炮240门,红衣大炮53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神功将军炮80门,并以《神威图说》一书阐述炮术理论。便如玄奘之排挤福生而成毕生污点,南怀仁亦曾迫害“二十八发连珠火铳”的发明者戴梓。尽管瑕不掩瑜,不能以此否认南怀仁对中国火器发展的贡献,毕竟推动清廷开残害国内火器制造者之先河,中华百余年后之辱于西洋利器岂无兆耶?

南怀仁的博才令人瞠目,一部《欧洲天文学》,几乎囊括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其中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对他所发明的“世上第一辆汽车”的记述了:“当蒸汽在较高压力之下,由汽锅一小管急剧喷射时,冲击于轴叶之上,使轮及轴迅速旋转,车遂前进。此机之试验,表明一种动力的原理,使余得随意应用于任何形式之转动机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明末清初之西学东渐可惜,小巧如玩具的蒸汽车因未能彰显出实用价值而被埋没。对于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任何看似与实际生活无关的东西都是乏人问津的,便如宋元时曾高度发展的代数学,如“开元数”“增乘开方法”等,至明代已近失传。幸亏西学东渐激发了国人追古溯源并集中西之长的兴趣,乃有梅文鼎、陈世仁等人之数学巨著问世。

在传播西学的同时,促使中国人“重新回顾、整理了自己先辈几尽淹没、失传的科学发现,清以前的科学技术典籍得到了整理和阐发,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和成就重见天日,与西洋科学技术交相辉映,使西洋人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科技之辉煌和伟大”(见《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确是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以至多年后李约瑟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亦是与此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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