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一章 《三国演义》

明代文学

概 说


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是我国的明朝时期，前后长达二百七十多年。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代社会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第一，政治黑暗，强化君主独裁。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后，一人独揽朝政大权，为巩固皇权，特别设立了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组织，对全国官吏乃至全国百姓都实行监视，稍有越轨，便遭严惩，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对有功大臣也不例外，实行恐怖统治。清人赵翼说：“明祖借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廿二史札记》卷32）明代统治者还对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进行恐吓和禁锢，加强文化统治。所以，明代（特别是明初）的文字狱层出不穷，以此树立绝对皇权。文人为了免祸，谨小慎微成为一时风气。第二，在思想领域里，明代皇帝极力鼓吹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选择，从而钳制人们的思想。但是，与此同时，皇权高度集中又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堕落，明中叶以后的一些皇帝，不是修斋建醮，书符咒水，就是声色犬马、贪婪荒淫。所以，在明代，无处不见程朱理学，又无处不见对金钱、权势、女色的追求。第三，明代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破土而出。一个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跻身于社会，他们有着特殊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务实、重利、开放，较少僵化的思想，成为不同于士、农的一个新群体。以上三个方面对明代文学新特色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代文学有以下一些特色：


一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地位不断提高，各类创作呈现百花争艳、全面繁荣的局面。其中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最为宝贵的贡献。明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辉煌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它一方面使宋元出现的长篇小说萌芽发展、壮大、成熟，另一方面又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创造，所谓“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在明代最后完成的不朽杰作。由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个鼎盛局面，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成为这方面的代表。另外，文言小说的创作较前代也有新的变化。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是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内容多“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以写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为主，更为世俗。在文体上，其显著特点是议论减少，行文中加入很多诗词。某些作品故事性较强，情节曲折生动，为拟话本提供了大量素材。戏曲方面，杂剧、传奇，昆曲和地方戏，相互争奇斗艳，涌现了大批的著名作家与作品，在元代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高潮。明代戏曲的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明中叶三大传奇，即《宝剑记》、《鸣凤记》和《浣纱记》的出现，标志着传奇的繁荣时期的到来。之后出现了大批的剧作家和曲论家，并形成不同流派争奇斗艳的局面。明代杂剧形式上较前代也有较大变化发展，结构上不再严格遵守一本四折旧制，短剧创作兴起。音乐上可南可北，甚至出现南北合套。演唱形式也不拘成法、自由灵活，可对唱、合唱、接唱，传奇化的倾向很明显。


二是文学群体众多、流派纷呈。明代文人的结合，改变了过去以围绕或追随某些大家组成一个圈子的模式，形成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比如台阁体、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吴江派、临川派、复社、几社等等，其中有诗文流派，也有戏曲流派。他们标新立异，争讼不息。明代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有着鲜明的特点。比如他们大多具有自己明确的纲领和主张，而不是停留在创作上风格相近、趣味相投上，完成了从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又如明代很多流派的争论，大多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这个中心。无论主张大相径庭，还是理论千差万别，均是以革新为出发点，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于自己认可的标准。虽然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但都能从内容、形式等不同的方面提出一些有益的看法与见解，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繁荣整个明代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那些纠缠文学枝节问题，缺乏对文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存在较深的门户之见，拉帮结派；矫枉过正，另走极端等现象，是存在明显的不良影响的。


三是许多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跻身文坛，作家队伍有所扩大。正由于大批的下层文人进入文坛，雅文学（诗词散文）与俗文学（戏曲小说）出现了空前的融合。从钱谦益《列朝诗集》可见市井诗人为数不少，陋室穷巷中的民间诗人也见于其中。在传统的诗文创作领域不再属于贵族、士大夫等上层人物的同时，又有大批正统作家开始关注与参加俗文学的创作，这一特点导致了雅文学“俗化”和俗文学“雅化”的双重变化。


四是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要求文学表达真情、肯定自我，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明代文学家们有的指出“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徐渭《南词叙录》），有的强调“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还有唐宋派主张的“直据胸臆”、李卓吾提出的“童心说”、公安派和竟陵派坚持的“独抒性灵”等等，都体现了对程朱理学束缚的冲击与背离。这些主张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才子佳人戏曲，以及言情和世情小说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第一章 《三国演义》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它的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章回小说是在宋元长篇讲史平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讲史有直接的关系：章回小说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的“回”来自于讲史的次或段；章回小说的回目来自于讲史开宗明义的题旨；章回小说由“话说”、“看官”等构成的虚拟的说书场景来自于讲史的叙述方式。我国章回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五种类型：讲史型、神魔型、公案型、世情型、武侠型等。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第一节 《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历史演义”，是用通俗的语言，将历史上兴废争战、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描写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兴起与灭亡的历史过程。《三国演义》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三国结束后不久，就有了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引用魏晋人的著作达二百一十余种，资料详实，极大地充实了《三国志》的内容。与此同时，关于三国的各种传说、故事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到元代时，便形成了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三国故事的第一部小说定本。罗贯中正是综合《三国志》、民间传说和《全相三国志平话》等最终写成了《三国演义》。可见《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即所谓“世代累积型”小说。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生平资料，目前知之甚少。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记载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见他籍贯太原，大约生活在1310至1385年之间。相传他颇有政治抱负，而且是施耐庵的“门人”。其材料如果可靠，他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写的作品很多，除《三国演义》外，今传世的还有长篇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一说《水浒传》是他和施耐庵合写而成。《三国演义》的版本较多，其中明代的嘉靖本，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每节有七言回目一句。而《三国演义》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一百二十回修改本。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英雄传奇，但它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融合了传统、官方、民间与作者个人的各种思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种思想倾向：第一，极力突出拥刘反曹倾向。在《三国演义》中，以刘关张及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方面，是正义的代表。而曹魏集团则代表了邪恶。这种倾向并不是罗贯中首创，而是早已存在于民间，罗贯中只不过是继承了民间的观念。这样的倾向对于吸引读者的感情投入是必需的。这种倾向固然沿袭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拥刘也表现了对仁政和明君的向往，反曹则是对暴君和暴政的痛恨。也就是说，作者是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糅合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来表现对昏君贼臣及黑暗统治的痛恨，对圣君贤相和清平社会的渴望。所以，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奉蜀为正统，不仅因为对否定蒙元正统地位，在“人心思汉”的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了人民的政治道德理想。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封建观念而加以否定。第二，强调建立在“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基础上的“义”。所谓“义”，本来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三国演义》中，简单地说就是友谊。《三国演义》中“义”的观念特别突出，“桃园三结义”、“义释曹操”等成了“义”的经典表现。“义”，其实是一种民间观念，作者是用民间的想象来描写三国时期的某些人物，并将这种观念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集中地表现在刘备、关羽、张飞身上。“义”，使他们变君臣为兄弟，平等相待；“义”，令他们相互救困扶危、同心协力；“义”，让他们舍己救人、知恩图报。特别是关羽成了“义”的化身，虽然关羽身上的“义”被绝对化，而产生了重私情忘大义的弱点，但总的来说，并不损害他忠肝义胆、光明磊落的形象塑造。这在高层政治斗争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它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切合民间心理。第三，十分崇尚智慧。就写人而言，小说中，诸葛亮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传奇人物，他懂政治、精军事、通外交，是典型的智慧的象征，另外，周瑜、司马懿等人身上也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观念。作者突出这些智者，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智力的竞赛与角逐，因而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就叙事而言，《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被人们称为全景性军事文学。其中不仅写出了两军相斗勇者胜，而且，还写出了两勇相斗智者胜。突出智斗，是这一作品的特色。作品写战役，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关系交织在一起，重点表现统帅人员的运筹帷幄、分析决策，给予读者许多启示。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史料处理原则，使小说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三国演义》大体按照历史真实来写，但又虚构了大量细节和一些情节，使小说虚实结合。实使读者产生真实感，虚使小说更生动、人物形象更丰满。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类型化的写法，专门突出人物的某一个特点，并通过夸张、对比、烘托等手法，把这一特点发展到极端。比如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仁厚、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等，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400人，给人印象深刻的也不下数十。毫无疑问，这是《三国演义》最突出的成就。


第三，叙事结构上，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精心结构无数的故事，虽事件复杂，却不琐碎支离，有曲折变化，然脉络分明，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


第四，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色。《三国演义》的语言与《水浒传》等小说是不同的，它是文言，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使它既能发挥白话之长，又能避免纯粹的文言之短。


《三国演义》不仅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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