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七章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第七章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崛起的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走了一条与之相反的重写实、尚通俗的创作道路。他们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倡导新乐府诗，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艺术表现上则以新乐府的形式、平易浅切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脉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创作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尤风靡当时，传之久远。这一派诗人除元白外，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人。


第一节 白居易


    白居易出身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十六岁到长安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谒顾况，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和豪迈的精神。二十九岁中进士，此后连续两次登科。元和二年（807），任左拾遗，将诗歌作为进谏的手段，因出语太直，触忤权贵，元和十年（815）遭谗被贬为江州司马。一生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志在“兼济天下”，后期转向“独善其身”。


    白居易被贬江州之初，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和杂律诗。前期多讽谕诗，后期多其他三类；前期比较注意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后期更多着眼于艺术。


    讽谕诗以《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为代表，广泛揭露了当时各种弊政和民间疾苦。如《秦中吟》中的《买花》借描写京城贵游争相购买牡丹的豪奢，揭示了富人的奢侈正是建筑在剥削下层百姓的基础上这一意义深刻的主题；《轻肥》以宦官的跋扈骄奢与“是岁衢州旱，江南人食人”的惨景形成鲜明对照，充分揭示出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新乐府》中的《卖炭翁》通过卖炭翁被掠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宫市的本质，深刻暴露和鞭挞了最高统治集团搜刮百姓的罪恶。


    感伤诗以《长恨歌》和《琵琶行》最为杰出，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展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由于作者既想揭露李、杨的荒淫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在具体叙述中又用自己的感情和想象丰富了这一故事，赋予这一爱情悲剧更普遍的意义，因而使此诗主题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此诗在艺术上获得极大成功，它写李杨的爱情，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由浅入深，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感情发展的历史，逐步走向高潮，最后在高潮中戛然而止；叙事和抒情紧密结合，情景交融，波澜起伏，故事情节的每一进展都是通过优美凝炼、浓郁抒情的诗的语言完成的，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外貌和心理描写极为出色，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美丽的想象和浓郁的浪漫色彩。此诗是白居易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古典诗歌中抒情诗与叙事诗相结合的典范。


    《琵琶行》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典型形象，通过琵琶女的不幸身世与自己遭受权贵排斥打击的遭遇，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社会压抑人才的罪恶，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此诗在艺术上也有多方面成就：首先是人物形象塑造出色，作者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不仅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刻画人物的心理，而且借助音乐形象的千变万化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起伏不平的心潮；其次是音乐描写极为出色，作者运用多种精妙新颖的比喻，以无声衬有声的虚中见实的手法，以及景物的点染、听者的感受，烘托出琵琶演奏的妙绝入神，尤其将声、情、事三者结合，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使之成为描写音乐的古典诗歌中最出色的篇章之一；第三，叙事技巧高妙，详略虚实富于变化，如琵琶女与作者二人身世互为补充，两次琵琶演奏描写也详略互见，节省了不少笔墨。此诗在当时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千百年来更是传诵不衰，显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闲适诗和杂律诗中也有不少佳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在赋“古原草”中寓别情，不仅体物入妙，章法严谨，而且物情交融，意境浑成。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借对春草的赞美，歌颂了平凡事物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唱叹有情，富有理趣，是千古传诵的名句。《钱塘湖春行》写杭州西湖早春风光，《暮江吟》写江天傍晚至入夜的景色，都情境俱佳，耐人涵泳。这些诗气脉明朗自然，语言平易流畅，从内容到艺术对后人的影响都很大。


    白居易的诗注重写实，善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加以选择、提炼和概括，善于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善于进行细致描摹，创造出叙述、抒情相结合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境界。他对古代叙事诗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此外，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浅切流畅，叙事抒情意到笔随，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白居易的诗歌广为流传甚至远播海外，与他语言的通俗化有直接关系。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新乐府”之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新乐府运动即由此而来。 白居易在总结前人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代表作是《与元九书》，主要内容有：1、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密切反映现实生活，尤其要反映民生疾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和“惟歌生民病”等口号；2、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要求形式服务于内容。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也合乎道理。但他们将儒家功利主义的诗论强调到极致，把“风雅比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影响了对前代作家的正确评价；此外，在强调政治内容时，忽视了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诗贵含蓄的特点；又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同起来。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节 元稹与张籍、王建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元稹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代表作有《田家词》、《织妇词》等。受白居易《长恨歌》影响写作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丰富的想象，真实反映了因唐玄宗荒淫逸乐的政治昏暗而导致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表达了希望治理朝政以实现国家和平安定的心愿，诗歌达到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诗人因此而被宫中呼为“元才子”。


    除讽谕诗外，元稹在悼亡诗和艳情诗的写作上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遣悲怀》三首，对妻子的怀念追忆、丧妻的哀痛憾恨，均从生活琐事着笔，以口头语道出，却写得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浅情深，在抒发深挚专一的眷恋之情中寓深刻的人生哲理。《行宫》寥寥二十字写尽了宫中的冷寂凄清和“白头宫女”长期幽闭的悲惨命运，语约意丰。


    张籍与王建同为较早写作新乐府的诗人，于元白之外自具特色，世称“张王乐府”。张籍乐府诗取材广泛，下层百姓的疾苦、官府的横征暴敛、商人的奢侈贪婪，都在他笔下得到表现。其诗善以“俗言俗事入诗”，从中发现和发掘蕴含其中的社会意义；并善于提炼情节和语言，达到言浅意深和言简意赅的境界。故王安石称赞他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如《野老歌》借山居老农的遭遇，集中概括地反映了中唐社会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表达了对统治阶级和富商大贾的憎恶，对农民的深刻同情。一些小诗如《秋思》借一个写家书的细节表现思乡怀亲之情，语浅情浓，意味深长。


    王建出身寒微。经历的坎坷使他得以接触下层社会，写作大量乐府诗。他的诗题材广泛，或揭露压迫剥削，或描写边塞战事，或表现妇女命运，或批判统治者的荒淫骄横，都具有现实意义。如《羽林行》揭露羽林恶少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罪恶行径，活画出统治阶级爪牙凶残无赖的面目，矛头指向庇护他们的皇帝。王建的诗在表现和体察民俗民情民间生活方面较之张籍更加细致入微，也更通俗、更口语化。而且诗的结尾多警句，如《水夫谣》写纤夫的艰辛和悲苦，结末说：“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农夫不怨天。”笔力凝重，足以振起全篇。王建另有《宫词》百首，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李绅（772—846），字公垂。是最早以“新题乐府”为题进行创作的诗人，惜二十首诗已经失传。今存《悯农》二首，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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