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八章 明代诗文

第八章 明代诗文

与小说、戏曲相比，诗歌与散文无疑要逊色一些，但是，其成就仍不容忽视。

明代的诗文创作应当说是非常繁荣的，但成就却并不突出，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太大的创新，更多的是对前人的模仿。模仿可以说就是明代诗文的最大特点。

从它的发展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指的是洪武至成化时期。一方面，在政治高压下，作家的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在消亡；另一方面，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文学范式正在形成，一度被抛弃的“文道合一”的主张又重新占了上风，以道德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要内容而在艺术上平庸虚假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诗人和散文家是高启、宋濂和台阁体诗人等。中期，约从弘治至隆庆一段时期。其特点是，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文学独立，反对文学成为理学的附庸；认为文学是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同时强调真情。复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流。前后七子、唐宋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后期，自万历以后，出现了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人的真实情感的思潮，诗文受此影响，产生了一批表现自我的作品。代表作家是公安派、竟陵派。

第一节 明前期诗文

一、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他论文有文以明道和辅政翼教的主张。将文看成载道的工具，宣传伦理道德的手段。这实际上反映了朱元璋的意志。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宋濂的散文多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内容虽无多可取，然文章写得自然流畅，笔力雄健，能熔铸经史，而又不见斧凿。由于宋濂受正统儒家影响较深，故其文风，醇正有余，恣肆不足。《明史》评之为“醇深演迤”。他的一些作品写出了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如《秦士录》、《王冕传》、《送东阳马生序》等，均刻画生动，人物栩栩如生。宋濂的散文既恪守当时的道德规范，又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所以成为明初散文的典范。

二、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官至浙东行省郎中，后受排斥去官归里。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受朱元璋征召，深受倚重，成为开国功臣之一。有《诚意伯文集》二十卷。他的诗文都有一定的成就。他的为文主张，也在于“明道”，讲求“体格严正”。和宋濂同样，也是继承了元代文章的传统。《卖柑者言》、《郁离子》等寓言体散文是其传世名作，揭露时弊，多所讽喻。他的神话长诗《二鬼》，为世所称。诗中二鬼用来比喻他自己和宋濂，诗的内容是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夸张他们要在动乱中重建儒家秩序的幻想，也表现了他们受朱元璋牢笼豢养，抱负无法充分施展的苦闷。

三、高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高启是明代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所以他的诗歌风格多种多样。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他在学习前人的同时，又能别出新意。如他的《明皇秉烛夜游图》，极意描写唐明皇沉酣酒色，忘怀国事，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全诗多从《长恨歌》化来，但无一语相袭，高启在诗歌艺术上的工力可见一斑。高启的诗歌大部分创作于元末，其内容或是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精神境界，或是表现自由精神被压制、摧残及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痛苦。高启也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作品，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天界玩月》等。前者是历来受人称道的名作，全诗意境阔大，笔力雄健，在明初实不可多得。历来人们对高启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的诗歌创作对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是有明显功劳的。

四、台阁体、茶陵派

从明成祖到明英宗的几十年间，诗文的主流是台阁体。代表人物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身居朝廷高位，当时社会政治又无太大的动荡，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流连光景，歌咏太平，雅正平和而雍容冲淡，表现出陶醉悠然的满足心态，体现了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趣味。

台阁体之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则更多地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对诗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有细致的研究。而在散文创作上，则与台阁体没有太大的差别。

第二节 明中期诗文

一、前后七子

所谓前七子，指的是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其中李梦阳和何景明是最主要的作家。他们强调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宋诗，认为文学越古越好，“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李梦阳《再与何氏书》）前七子的作品重在拟古，艺术上没有太多特色，但对纠正台阁体的文风起到重要作用。在实际创作中，他们也写出了一些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后七子指的是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他们完全继承了李梦阳、何景明的观点，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与前七子相比，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没有显著的特色，只不过是将前七子的弊病表现得更为充分而已。

二、唐宋派与归有光

嘉靖时，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散文家，重拾维护道学的立场，重弹“文道合一”，认为“文与道非二也”，“程朱诸先生之书……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同时，又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模拟主张，认为不一定“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初唐、宋、元诗也有可取之处。宋元诸名家也“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特别是唐宋的散文更值得效法。他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创作上。由于宗唐拟宋，所以被称为唐宋派。唐宋派虽不无道学色彩，但取法的对象要宽广得多，也实际得多，因而也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唐宋派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归有光。归有光的散文有自己的特点。他把生活琐事引进“载道”的“古文”中来，使古文密切地和生活联系，因而写出一些面目清新的作品。当然，他写得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描写家庭琐事的作品，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这类散文继承了韩愈、欧阳修散文的优秀传统，不说教，不做作，感情真挚，描写生动，“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在明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的文章被誉为“明人第一”。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归有光不能以重大题材来反映明代现实，但在复古派把持文坛的混浊气氛中，他却能以清新和富有真情实感的文字保持了散文健康的生命，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杰出的地位。

第三节 明后期诗文

一、公安派与竟陵派

公安派指的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强调文学情感的真实性，反对虚伪。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必拟古，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真情实感。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总之，强调真实与变化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公安派在文学上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道统。他们的作品也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抒发个性，清新流畅。但由于不适当地表现自我，忽视社会实践，故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思想贫乏，风格轻佻。其末流更是“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以至“鄙俚大行”，故而又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公安派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其散文多为游记、书信等，以描写风景、表现士大夫的情趣为主。往往写得意境优美，轻松活泼，而且篇幅也不太长，如山间小溪，清澈透亮，惹人喜爱。清初人钱谦益说：“中郎以通明之资……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勳宏道》）可见，袁宏道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特殊贡献的。竟陵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在某些方面又加以修正，如以“深幽孤峭”来纠正公安派的俚俗、浅露、轻率。他们的创作以诗歌为主，偏重心理感受，境界不大，主观性强，在形式上追求新奇，喜用奇字险韵，故作深奥，文风冷僻苦涩。如“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钟惺《昼泊》）“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钟惺《宿乌龙潭》）等。总的说来成就不大。竟陵派敏锐看到公安派末流俚俗肤浅的弊病，企图另辟蹊径，绝出流俗，具有一定的胆识。但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

二、张岱与明末诗文

明末诗文大致可以分为文人诗文和志士诗文两类。前者以张岱、张溥为代表的，后者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

文人诗文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小品原为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晚明则用来指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晚明的小品作家为了区别以往人们看重关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于是提倡一种灵活鲜明、真情流露的新格调散文。他们最推崇的是《世说新语》及苏轼的抒情散文。晚明小品创作始于公安派，中间经过李贽、竟陵派作家以及王思任等人的发展，到张岱时，达到顶点。

张岱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对世事沧桑颇多感触，因此，他的小品文可称为一部“梦华录”。风格上则受公安派的影响，以清新流畅为主调，描写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旷达与痴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篇幅不长，却写得极其生动。一些写人的小品，如《柳敬亭说书》、《王谑庵先生传》等，也惟妙惟肖，绘声绘色，堪称散文中的精品。与晚明小品发展的同时，爱国志士陈子龙、夏完淳等积极投身于抗清斗争，写下了许多酣畅淋漓、充满爱国情感的诗歌。陈子龙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志士，并最终为抗清斗争而牺牲。他的作品如《秋日杂感》、《望下邳作》等，豪放悲壮，大气磅礴，真可谓明代诗歌的黄钟大吕。夏完淳是陈子龙的学生，十七岁就为抗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诗歌或歌颂爱国英雄，或表达爱国之情，或抒发亡国之悲，感情真挚沉痛，与晚明那些流连光景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节 明代的散曲

散曲在明代也得到了发展。据《全明散曲》统计，明代有名可考的散曲作家达四百多人，留下的小令共一万零五百多首，散套两千零五十四篇。作家作品之数量之多，显而易见。而且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较元代来说，有了新的深度与广度。风格上也有一些新的开拓。但从整体来讲，明散曲在气魄和规模等方面，还不能超过元代，其地位和影响自然也不及元散曲。明初的散曲创作，仍沿袭元散曲的路子，成为元散曲蓬勃发展的余波。内容多点缀升平，缺乏新意。明初的主要作家有贾仲名、汪元亨、汤舜民、刘东生等。周宪王朱有燉小令二百六十四首、套数三十五套收入他的《诚斋乐府》之中。

明中期散曲的创作，构思精巧、描写细致，初步呈现出明代的风格。同时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作家。王磐（1470？——1530？），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今属江苏）人。一生不仕。他工诗能画，尤善音律，著有《西楼乐府》一卷，存小令六十五首，套曲九首。他的小令[朝天子]《咏喇叭》，是一首著名的作品。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正德时，阉寺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每到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作者在序中说：“喇叭之咏，斥宦官也。”作品通过写宦官巡行时吹的喇叭，对宦官装腔作势，横行扰民的丑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的散曲风格多样，当时被称为词人之冠。

陈铎（1488？——1521？），字大声，号秋碧，下邳（今江苏邳县）人。他的散曲集较多，其中《秋碧乐府》、《梨云寄傲》、《月香亭稿》、《可雪斋稿》多为南散曲。用北曲小令写的《滑稽余韵》更有价值。他的《滑稽余韵》共一百三十六首，每首写一个行业，包括六十多种手工业、三十多种店铺及其他各式市井人物，描绘的普通市井平民众生相，栩栩如生。在歌颂、同情劳动者的同时，对剥削者、压迫者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语言通俗而又含幽默。

冯惟敏（1511？——1580？），字汝行，号海浮，青州临朐（今属山东）人。著有《海浮山堂词稿》四卷，收小令四百余首，套数近五十套，均为北曲。他的散曲题材广泛，有暴露官场腐败的、有反映农家疾苦的，他关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现实的罪恶黑暗给以透辟的揭露批判。散曲风格通俗自然，气韵生动，成就颇高。明后期的散曲作家偏重形式，而忽略内容，极尽雕琢之能事，使散曲的生命渐趋衰亡。但也有一些作品能令人耳目一新。比如薛论道（1531？——1600？），字谈德，号莲溪居士，定兴（今属河北）人。著有散曲集《林石逸兴》十卷，每卷一百首。是位多产作家，他的关于边塞军旅生活的作品最有特色。一方面描绘出了边塞风光，另一方面写出了戍边将士思家又爱国的情怀。他讽刺世情的作品也比较出色。

【码上添加学姐获取最新考研资讯】

微信号 :18520569495

新浪微博：@汉硕考研院

汉硕考研QQ交流群：1063353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