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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文学史:第二章 《儒林外史》 [打印本页]

作者: 子曰汉硕刘老师    时间: 2021-8-29 12:27
标题: 中国文学史:第二章 《儒林外史》
本帖最后由 子曰汉硕刘老师 于 2021-8-29 12:33 编辑

第二章 《儒林外史》

鲁迅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及其创作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自称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到他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少年聪敏,从小就受到“科举世家”的传统教育,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未中。最终绝意仕进,以卖文为生。走上了封建叛离的道路。其主要原因是:家庭败落、科场失意、民主思潮的影响。这些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奠定了生活与思想基础,作品除《儒林外史》外,还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的版本,主要有几种: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光绪十四年(1888)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另外插入四回,共六十回。解放后出版的本子,是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整理的。因多数学者以为最后一回非出吴敬梓手笔,故将其作为“附录”,置于书后。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八股取士制的批判。《儒林外史》讲的是明代故事,但反映了清代现实。它是明清之际批判八股取士制的进步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它采用小说的形式,将这个批判的历史课题与哲学思想具体化形象化。作品批判八股取士,是以功名富贵为轴心,以各类型士大夫的“文行出处”为切入口展开的。


一、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科场的腐败。如主考官周进,因与范进有相似的遭际,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第一遍看他的试卷,“心里不喜”;第二遍,“觉得有点意思”,到第三遍,竟发现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举业并没有什么客观依据,中与不中,不在学问的高低,关键在考官的好恶。


二、是揭露官场的黑暗。科举制的产物是官僚制度,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制造了大批横行乡里的地主豪绅,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压榨人民,有的交通官府、狼狈为奸;有的关人牲口、横行霸道;有的夺人田产、为非作歹。而恰恰是这样无恶不作的败类,却能受到上级的嘉奖,号为“能员”,并得升官。原因就在于有科举功名这张护身符。


三、是揭露程朱理学的罪恶。在八股取士制实行的同时,程朱理学成为维系世道人心,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作品中“做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他的三姑娘出嫁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他竟鼓动姑娘自杀殉夫,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姑娘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其实王玉辉的笑充满了凄伤与痛苦,他如此变态、迂腐,是因为他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使自己与女儿成为理学毒害下的牺牲品。


四、是揭露八股取士制蛊惑人心,摧残人才。如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或忍受新进学的嘲笑,或替新中举人清扫垃圾,以至于一见贡院号板就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当有人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在地上磕头不止,表示变马变驴也要报答。原本出身贫困、纯洁朴实,一直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的匡超人,自从热衷举业后,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成为忘恩负义的无赖。


从另一个角度说,《儒林外史》意在为儒林(即士人、知识分子)画像,它主要刻画了几类知识分子:第一类是热衷科举,为做官奋斗的人,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吴敬梓在刻画这一类人时,主要表现的是他们如何通过科举来达到做官的过程。这一类人里,有些人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达到了做官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精神、性格已完全被扭曲,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如周进、范进等。有些人则付出了终生努力,但仍未能在科举上有所收获,成了遗憾终生的悲剧人物,如马二先生。第二类是做了官的知识分子,如王惠、汤知县等,他们只知一心往上爬,做官的信条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第三类是表面上不愿参加科举,不愿做官的假名士,如娄三、娄四公子。这些人最初也是热衷科举的名利之徒,只是在碰了壁后,转而清高起来了。他们其实是一些庸才。第四类是真正远离科举、功名的人,如王冕、杜少卿等。在这些人的身上,寄寓着吴敬梓的人生理想,他们是《儒林外史》中的闪光人物。科举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儒林外史》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小说最突出的思想就是对科举制度的大力抨击。一方面,他通过范进、周进等,揭示科举对人的摧残,通过娄三、娄四公子来反映科举对士林的破坏。另一方面,又通过王冕、杜少卿等,说明只有不受科举影响,摆脱政治权力体制,才能保持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特殊的艺术地位。


首先,从结构来说,它不是严格的长篇小说结构,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人物在一部分成为主角后,下一部分便退居配角,成为点缀,或不再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全书无主干,仅趋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以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而娱心,使人刮目矣。”这样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个个中短篇小说串连起来。这在以前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儒林外史》的一大创造。其次,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极为生动,各具个性。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是性格各异。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写的是平凡人、平凡事,在平凡而又典型的细节中见人物性格,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在这一点上,它足以与《**》媲美。第三,将讽刺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儒林外史》之前,《西游记》、《西游补》、《**》等小说中,已有讽刺的成分,但是,往往不是流于插科打诨,就是等同谩骂,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则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于公心。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于个人遭遇,深受科举之害,或是由于对某个人的不满,出于愤激之情才写出的,而是出于公心(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等),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普遍危害和士林的种种丑态,才有这部小说的问世;二是能用比较冷静、客观、委婉的手法来写,从真实可信的细节和语言入手来讽刺,既能感受到作者的忧世之心,同时又可见讽刺之意。《儒林外史》对清末的谴责小说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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