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硕考研】中国文学史：第二章宋代的诗 - 汉硕考研论坛_汉语国际教育考研论坛_汉硕考研网（ziyuekaoyan.com）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与唐诗一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宋诗与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诗重“象”，宋诗重“意”；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瀑布本身的形象，为人们展示了瀑布的具体情形，从中透露出对庐山瀑布的喜爱之情。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例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的具体面目没有描绘出来，侧重表现由看山引发出来的哲理性思考，发人深省。唐诗基本上能做到用诗人自己自然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宋诗则往往用典故和前人的话来表现，因而宋代的诗人首先是学者。宋诗因为与唐诗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批评。其实，言理、言情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将诗写好。认定唐诗才是好诗的观点是十分狭隘的。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以唐诗为正宗，或以宋诗为正宗，都有碍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因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宋初三体内容上均离政治、社会较远，形式上多为近体诗。北宋初期中比较优秀的诗人是王禹偁。他的诗早期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因此多平易浅近之作。中晚年由于被贬，诗风也因此大变，改为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杜甫诗歌，因而具有较多的现实内容，表现的情感也比较真实感人。代表作有《对雪》、《感流亡》等。

欧阳修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改革中虽不是先行者，却是影响最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身居高位的优势。他的诗，就内容来说，各类题材都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作品，例如《食糟民》、《答朱案捕蝗诗》、《答杨子静两长句》。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位士大夫的可贵良知。就艺术而言，欧阳修的诗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意学习模仿唐代诗人韩愈。例如《洛阳牡丹图》、《吴学士石屏歌》等，已初步表现出宋诗重“意”的特点。他的一些诗写得平易疏畅，如《戏答元珍》，这首诗作于被贬夷陵之时，从语言来说，可谓平易通畅，但其中的达观情怀却是以往的贬谪之作中很少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之一。欧阳修诗从整体上看，写得平易疏畅，不用典，既不像白体那样浅俗，也不像晚唐体那么寒酸。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他的很多诗是关于政治和民生疾苦的。例如《田家》、《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这些诗歌对于拉近诗歌与政治、社会的距离，增强诗歌的严肃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汝坟贫女》这首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是为冻死的军人而作，杜甫“路有冻死骨”的描写又复现诗歌创作中，“三吏”、“三别”的精神又得到了体现。这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诗歌中是很少见的。

苏舜钦在诗歌上与梅尧臣齐名，人称苏梅。苏舜钦与梅尧臣有很多相似之处，诗歌也常写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如《庆州败》、《吴越大旱》等。但是，无论表现哪方面的内容，苏舜钦在风格上与梅尧臣都迥然不同。如《庆州败》这首诗对北宋朝廷和军队的讽刺嘲笑，可谓淋漓尽致，毫不留情，这种大胆直露，是梅尧臣诗里所没有的。即使是写景，苏舜钦也表现出一种豪气，如《淮中晚泊犊头》既鲜明如画，又意境阔大，精致之中不乏豪气。欧阳修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道出了两人的特点。

宋诗重“意”的特征在欧阳修、梅尧臣以及苏舜钦的诗歌上已初步表现出来了，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苏轼和黄庭坚，更是将这种重“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宋诗的学者化倾向到这时也表现得非常典型了。

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例如《河北民》反映了边境农民遭遇大旱时的困苦。其他如《感事》、《省兵》、《收盐》等，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这些特点即使在咏史这样的题材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明妃曲》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但诗中颇多议论，既为毛延寿平反，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皇帝，十分大胆直露。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如《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前一首“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护田”、“排闼”均取自《汉书》，因而是“用汉人语对汉人语”；后一首“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向来是炼字的典范。这两首诗在用字、对仗上均下了极大的功夫，但表面看来并无奇特之处，真正达到了他赞美唐人张籍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的境界。《石林诗话》卷上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王安石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远远大于前期诗歌。

宋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苏轼的诗题材极为广泛，涉及社会、自然、艺术、宗教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既有政治诗、题画诗，又有写景抒怀、咏物言志之作。他的政治诗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表现了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题画诗如《题王维吴道子画》等，表现了他精辟的艺术见解。当然，最值得注意，同时也是数量最大的是写景抒怀诗。这一类诗集中表现了苏轼的艺术个性，也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写景抒怀诗，并不是只由写景和抒怀这两种要素构成，而是将写景、叙事、抒情、言理等揉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景、事、情、理相统一的艺术世界。他的这类诗集中表现了人生、景物的变幻，并用哲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变幻。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两首诗均表现了人生的变幻，一方面对这种变幻深感无奈，另一方面又跳出这种变幻，站在变幻之外看变幻，因此，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人生的悲哀感，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般而言，诗中言理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苏轼的诗说理虽多，却令人爱不释手，可读性极强，原因在于：

第一，他并不是单纯地说理，而是将情、理、事、景融合起来，理从事出，理从景出，并且理在情中。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开头两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既是说理，从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感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抒情。理与情乃是由渑池所见之景及经历之事触动而发。

第二，苏轼具有一种“触处生春”的本领，因而将诗写得生动异常，富有美感。这种“触处生春”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他能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例如《题西林壁》；另一方面表现在他能通过新鲜的比喻将难言之事、理、感受等非常形象地写出来。例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仁兼简陈季常》）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比喻。另外，苏轼诗也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例如《纵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白须萧散而功业无成，本是沉重悲痛之事，在他笔下却呈现出喜剧场面，这与中国古代诗歌“惟以悲哀为主”的传统是大不同的。苏轼诗写得才气横溢，灵光四射，读来毫无陈腐气，且又极重“意”，文化底蕴十足，所以一向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

在宋代，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所以有“苏黄”之称。黄庭坚之所以能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二是因为他诗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

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阐明了具体的写诗办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黄庭坚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可见，他是主张创新的，一般的诗歌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创新？一般人总强调要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让人难以找到具体的突破口。黄庭坚则认为，可以通过“以故为新”来实现。“以故为新”的具体办法就是“夺胎换骨”，即“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引）。这就意味着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加工改造上，一是不改变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一是袭用前人的语言，但表达的是新的意思。此外，他还对诗歌句眼的设置、句律的运用、章法的安排等发表了具体的意见。这样的办法虽然不算高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对学诗者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它与一般的泛泛而谈的诗歌理论是不同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宋代也是别具一格的。从内容来说，黄庭坚的诗不像他以前的宋代诗人那样比较关注政治、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写景、酬唱，抒发内心感受。

一是用典多。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既然作为榜样的杜甫、韩愈都是“无一字无来处”，他自己作诗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他那首著名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几乎一句一典，但用得灵活机智，言外有意，令人佩服。他的另一首名作《寄黄几复》算是写得比较平易的，但其中也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二是务新求奇，为人所不为。黄庭坚在诗歌上不肯蹈袭前人，力求在格律、节奏、意境、结构以及修辞手法等各方面都自创一格。例如，诗歌格律形成已久，已成定规，他则有意多用拗体，打破定规。五七言诗的节奏也已形成传统，但他却用读来拗口的节奏，例如《题竹石牧牛》中的“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三是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诙谐感。黄庭坚是公开主张诗歌可以“打诨”的，因此，他将诗的娱乐特性发挥到很高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很接近。

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江西诗派的诗人中，除黄庭坚外，特色较鲜明，影响较大的是陈师道。

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大家之前，还有一批所谓的“南渡诗人”，即从北宋到南宋初的诗人，他们以陈与义、曾几为代表，其特点是由于“靖康之难”的影响，突然改变了诗风，诗中的爱国情绪表现得十分强烈。这对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诗风有直接影响。

第一，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和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没有注意和描写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例如：“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新柳》）诗中所写的这两种情况在以前的诗中是很少见到的，而杨万里则专门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读来妙趣横生，颇有新鲜感。第二，语言上不用典，不避俗俚，平易自然，雅俗共赏。杨万里的诗既有通俗如“拖泥带水”、“手忙脚乱”之类的词语，又有典雅庄重的句子，读来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这与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喜欢掉书袋用典的作风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风格幽默风趣。在这一点上，杨万里与苏轼、黄庭坚有类似之处。所以有人说，无趣不成诚斋诗。例如《插秧歌》全用对话体写成，将农夫比喻成战士，令人发笑。

范成大早期的诗也是江西风格，中年以后才有所变化。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政治、社会问题的，如《催租行》、《后催租行》；也有些表现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州桥》等。范成大退隐以前的作品虽然写得很多，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风格，真正给他带来声誉的是退隐苏州石湖后写的作品，其代表作是《四时田园杂兴》。

《四时田园杂兴》共60首，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突出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表现了农村的各个方面。在范成大以前，描写田园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主要表现田园的优美宁静和文人的隐居之乐；一类以《诗经》中的《伐檀》等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表现农村中农民生活的困苦。范成大的可贵之处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了，因此《四时田园杂兴》中既有农家景物、风俗、岁时，又有农民的劳动、苦难。例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些诗单独就某一首看，不足为奇，合在一起，则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有人称范成大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与南宋初、中期的其他诗人一样，陆游早期也受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自创面目，自成一家。从内容来说，陆游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表现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一类写景物和日常生活。这两类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不同的特色。毫无疑问，第一类是陆游诗歌的主旋律。这类作品很多，总的来看，主要由两方面的主题构成，一方面是表现许身报国、恢复中原、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一方面是表现壮志难酬的苦闷、报国无门的悲愤。这两方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书愤》这首诗既有对往日壮志豪情的回忆，也有对今日功业无成的悲叹，今昔交织，读来令人感叹唏嘘。类似的作品很多。

第一，往往借助于梦境的描写来表达恢复中原的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这类诗，据清人赴翼统计，达99首之多。

第二，往往不对某一事物作静态细致的描绘，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例如《金错刀行》，诗中固然有“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南山晓雪玉嶙峋”之类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描写，但只是粗线条的描述，而且在全诗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描写，全诗的重点在于诗人情感的直接渲泻。类似的写法还有《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

陆游的第二类诗以描写日常生活及景物为主，也颇具特色。诗人往往从平常的景象中体悟出特别的意味，因此写得意境优美，耐人寻味，在平淡自然的风格中，时常可见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例如《游山西村》、《剑门道中遇微雨》等。这一类诗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从南宋初期开始，就已经有诗人有意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如南宋四大家，但因他们出生较早，未能完全奏效。南宋中期以后，随着新一代诗人的出现，他们已完全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使诗歌重新回到唐诗的道路上去了。这些诗人主要是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不过，他们所回归的唐诗，并非李、杜或其他诗人的诗歌，而是中晚唐以贾岛、姚合、许浑为代表的诗歌。

永嘉四灵。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字灵芝）、翁卷（字灵舒）。他们的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多为近体，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写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狭窄，讲究苦吟，诗风单一。例如：